虐童事件之痛：莫让托育服务处于监管空白

近日携程亲子园“虐童”事件持续发酵。托育机构内发生如此恶劣行径，在激起公众心痛与愤怒的同时，也值得进一步追问与思考：这一幕症结何在？民办“职工亲子工作室”何去何从？如何让儿童被安全健康地托管，家长不再提心吊胆？

“职工亲子工作室”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物。“跟着父母去上班”是不少70后、80后的集体回忆。如今，依托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部队开办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已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下逐渐消失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徙已经成为，并仍将会是我国人口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象。越来越多的儿童出生在城市，他们的祖辈还大多留在家乡，地理上的阻隔使得隔代照料面临困难。

一面是公办职工托儿所的踪迹难寻，祖辈代为照看的力不从心，一面是社会托育服务供给的严重缺位。实际上，由于资源紧张与供需矛盾，从婴儿出生后的月嫂看护，到幼儿阶段的托育，学前阶段的早教，无不成为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一道障碍：要么承受高昂的价格争取稀缺资源，要么困顿于不敢生育的恐慌之中。这种情况之下，由具备资金实力和场地条件的企业承办职工亲子工作室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，不失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托育模式。

近年来已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开设起亲子工作室作为职工福利，例如北京的京东总部、广州的科汇金谷园区等均设立起职工“托儿所”“保育园”。仅从携程亲子园所在的上海市来看，根据上海市总工会公布的数据，截止今年8月，该市职工亲子工作室已达68家。这一托幼形式解决了职工照料子女与职业发展无法兼顾的难题，本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，又何以适得其反，遭到质疑？

在虐童事件引起公众愤怒，引发舆论讨伐之后，携程亲子园的资质问题也浮出水面：在上海市妇联的“牵线”之下，携程将亲子园托管给第三方机构，即海市妇联旗下《现代家庭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的“为了孩子学苑”，但后者的经营范围并未明确包括教育培训。同时，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，携程亲子园只是携程内部职工子女的托管点，未在教育部门备案，不属于正规的教育机构。

实际上，不少民办亲子园在工商注册时，往往是以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，然而这类公司是否证照齐全则难以保证。“无证无照”的背后反映出深层次的问题。随着教育改革市场化，民办教育机构一拥而入，存在鱼龙混杂的客观现象。同时，在“二孩经济”的拉动下，母婴市场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蛋糕，早教与托育机构蜂拥而至。然而，教育具有公益性，如果落入屈从于逐利性的人手中，那么儿童接受到的教育服务质量与身心健康安全则无从保障。如何解决？将职工亲子工作室一关了之，孩子将何去何从？老问题又会卷土重来。症结不解，顽疾不去。

“堵”不如“疏”。笔者认为，可靠建立标准和加强监管，引导民办职工亲子工作室向规范健康发展，使之成为公立机构的有益补充。一方面，为包括“职工亲子工作室”这一形式在内的民办亲子园建立行业标准，明确准入机制、申办政策和指导流程等，让有意愿的社会主体有章可依，同时也形成有效制约——资金能力、办园经验、人员资质等通过审核才可准入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职工亲子工作室主要针对0-3岁婴幼儿早教市场开设，不属于幼儿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，尚且处于监管空白地带。对此要靠教育行政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携手发力，面对日益多元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，不能留有监管死角。此外，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，以法制手段保障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。如此，形成一个幼有所托，老有所依的健康社会。